良渚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约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以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为主的出土物，揭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并以其时间早、成就高、内容丰富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一、良渚古城的城市形态：早期城市文明的见证
（一）良渚古城功能分区：区域性国家的权力象征
良渚古城遗址以其6.31平方公里的占地规模，成为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约3.65万平方公里内规模与等级最高的考古遗址，并以宫殿区、封闭式内城、半封闭式外城遗址（含人工台地）揭示了城市所特有的空间形制、功能分区、防御功能、社会分工等复杂现象；其中尤以宫殿区的出现，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存在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现象，而以宫殿区为中心的三重向心式规划布局，突显了该城址作为环太湖地区在距今5000年时所存在的一个早期国家的权力中心地位。
（二）良渚古城选址：对地理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
良渚古城遗址在选址上呈现为偏于良渚文化分布区暨位于区域性国家的西南隅、而非几何中心，这种权力中心与地理中心的不对应，体现了良渚古城在选址上对交通、水利、农业、山地资源和对洪涝灾害的安全性等因素的综合考虑。
（三）城乡分野：良渚社会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在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内，迄今为止没有找到稻田遗迹；良渚古城周边的河网平原地带颇为辽阔（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以上），可用作栽培水稻的种植区域；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外围周边地带发现若干小型聚落遗址，包括带有稻田遗迹的玉架山遗址等。我国古代史料记载，中国成熟国家的都城一般都在城外划定一定范围的土地与人口作为都城的直辖区，用作维持城内非农业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由此推测，作为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野土地空间布局。
（四）良渚文化聚落群：同期遗址间的层级差异
良渚遗址的规模与出土玉器表明，其与环太湖地区分布的600多处同期遗址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又存在着大约4种等级的聚落差异，揭示出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管理层级与控制秩序。
二、社会阶层的多级分化：社会结构复杂化的见证
（一）区分等级的墓地：丧葬制度与随葬品
良渚古城遗址内外的诸多丧葬遗址在多方面表现出等级差异：一是墓地与城市不同功能区的位置关系，“王陵”和贵族墓葬等高等级墓葬位于良渚古城的中心——莫角山宫殿区附近，而平民墓葬等低等级墓葬大都位于距离莫角山宫殿区较远的外城等地；二是墓地的地形地势特征，高等级墓葬往往建造于地势高耸地带，而低等级墓葬则大多建造于地势低洼地带；三是墓葬坑的大小规模与排列规则，高等级墓葬的墓葬坑规模较大，排列有序，而低等级墓葬的墓葬坑规模较小，排列杂乱无章，且多有互相打破现象；四是墓葬坑的随葬品、特别是玉器的等级高低、数量多寡、品类丰富程度，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中，高等级玉器较多、品类丰富，低等级墓葬的随葬品中，高等级玉器较少、品类较为单一。这些现象直接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上至少存在着4种以上的阶层分化，形成社会地位与身份等方面的多重级差。
（二）三重空间的都城格局：功能分区的良渚古城
依据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城址区的功能分区由内而外存在3个内容：一是城中台地莫角山拥有最中心的位置、最高的地势，其上有开阔的广场、3处大小不一的台地以及35处房屋基址，应当是良渚文化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活动与居住场所，即“宫殿区”；二是在宫殿区以外的内城部分发现大量人工台地，出土的遗存显示出属于手工业作坊的活动区，即“手工作坊区”；其中发现的治玉遗迹最多，应当为治玉人的主要生活居住场所，依据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的资源控制与加工技艺对于维护国家统治所具有的重要性，治玉人的身份或高于普通的城市居民，因此，这一城址区内的居民身份不同于西方早期城市具有商贸性质的手工作坊区；三是在外城、特别是城垣的外缘发现了比宫殿区和内城都要多得多的大量生活垃圾，城垣上也有少量手工业遗迹，或可属“一般居民区”。良渚古城的三重不同功能的布局已经揭示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存在着阶层分化，至少包括社会身份差异与分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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