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是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良渚文化遗址。良渚遗址于1936年被原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职员（现为浙江省博物馆）施昕更先生[ 施昕更（1912-1939），杭县良渚（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人。他自幼聪颖，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绘图。毕业后，在西湖博物馆担任绘图员。1936年参加古荡遗址考古发掘后，他开始了良渚遗址的调查工作，随后在三次考古发掘以及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考古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打破了他继续发掘研究的计划。同年12月，杭州沦陷，《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几经周折，《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出版。1939年5月，施昕更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发现，杭州人何天行先生[ 何天行（1913-1986），浙江杭州人。1935年，何天行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就读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在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考古学课，他极有兴趣。因此，他经常利用假期到民间探访，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采集到了各种古器物。凭着自己掌握的古文化知识、浓厚的考古学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那些散落在杭县良渚民间的石器、玉器和陶器绝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带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1937年4月，何天行先生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也为良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80多年的考古研究证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的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我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最重要、最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它是杭州、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的文化根脉。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遗址的核心遗址，于2019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使良渚遗址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在新时代，发掘良渚遗址的价值内涵，保护利用良渚遗址，传承良渚文化，对于增强国家和地方的文化软实力与竞争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力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撰写本著作的原因与意义
撰写本著作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良渚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
从1936年良渚遗址被发现以来，“良渚学”研究经历了“高潮-低潮-高潮”的发展阶段。当前，由于良渚古城遗址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精彩亮相，国内外专家、学者、公众纷至沓来，良渚遗址享誉中外，“良渚学”研究正处于新的高潮。作为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的工作者，我有责任把良渚遗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成就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使之流传后世，让今人和后人都能认识良渚遗址、感受良渚文化、传承良渚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个人兴趣使然
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阅读历史书籍、观看历史影片和电视剧。上学后，历史学课程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报考大学时，我就填报了历史学（师范）专业，在校学习也比较努力。大学毕业后，我顺其自然地报考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我翻阅了大量专业书籍，做了很多读书笔记，积累了毕业论文写作的丰富资料。研究生毕业后，我考取了杭州市公务员，成为一名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者，并一直工作至今。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兴趣对学习和工作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抽出时间专门从事良渚遗址的价值与保护利用传承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兴趣让我坚持下来。
（三）事业和生活的“助推剂”
有人曾经问我，作为一名公务员，你不用评聘职称，也不用出科研成果，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地撰写著作呢？我说，终身学习是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撰写著作其实就是为了使自己时刻保持一种奋进的学习状态，有目标、有计划、有平台、有载体地学习，让学习成为自身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结合工作实践和专业领域的学习，有助于事业的发展，推动自身总结经验、反思不足、开拓未来，使事业发展始终走在光明大道上。
撰写本著作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过去，良渚遗址研究主要聚焦于良渚遗址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对良渚遗址的价值内涵和良渚遗址保护利用传承工作实践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而良渚遗址的价值内涵是良渚文化的精髓，是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条件，是良渚遗址自身魅力之所在。在认清良渚遗址价值内涵的基础上，集公众之力，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地保护利用传承良渚遗址，使它融入时代、融入公众、融入生活，为世人所知晓、所热爱、所体悟，是当代良渚遗址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事业的着力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应该总结80年多来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利用的历史经验，提出促进“后申遗时代”良渚遗址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事业的对策建议，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基础研究，善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的应用研究，为后人积累丰富的资料，提供今后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本著作是在“后申遗时代”，当好良渚遗址的“保管员”、“研究员”和“推广员”，做好“深化”“联动”“激活”“互鉴”四篇文章的有益探索，有利于促进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经验的成果转化，有利于为推进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保护研究传承利用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有利于推动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走向公众、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为延续浙江和杭州文脉、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杭州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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