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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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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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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谦看了一遍监视器回放，满意的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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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拍摄才又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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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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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受害者贵重物品被拿走来研判，本案很可能是一宗入屋抢劫，然后杀人灭口的命案。
从洗手间墙上的巨型血手印推断，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手掌，一般来说，只有打篮球或者排球的运动员才可能有25厘米长的手掌，因而凶嫌很可能参加过篮球队或者排球队。
警方也可以从现场的证据中举出许多反证，证实张玉珍夫妇并没有涉案。例如：手表上并没有张玉珍夫妇的毛发和血迹，洗手间和卧房发现的手印与他们的手印大小都不一样等，所以说他们涉案的可能性很低。
凶案现场重建时，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三位被害者是否被同一把凶器杀死，刺杀时间的先后顺序如何，以及每个被害者确切的死亡时间为何时。
要确定案发时间，首先要掌握见到被害者生前最后一面的人证，以及最先发现尸体的人及其时间。经过调查，张玉珍夫妇是最后见到受害者的人证，他们在星期五下午5点左右将小孩放到刘光芬家；而最先发现尸体的人也是他们夫妇俩，星期天下午2点左右，他们来接周小惠时发现刘光芬全家遇害。
因此，案发时间大概在星期五下午5点到星期天下午2点这段时间内。由现场的证据，如开着的电灯和电视，手表停摆的时间，小女孩的睡衣，以及张长寿准备洗澡等，可以推定凶案发生于深夜22点左右，但是究竟是星期五晚上还是星期六晚上的22点成为刑事鉴识、化验室和法医办公室各执一端的争执。
法医人员也是刑事科学的一部分，他们一般接受过规的医学教育，利用解剖等医学方法来确定死因并提供线索，这点安良心里比谁都清楚。
法医必须先判定他杀还是自杀，如果是前者，死因又是什么。在这椿案件里，3位被害者都是死于刀伤，一到现场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椿他杀案。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同意法医的判断。
接法医必须确定死亡的时间。这3位被害者是连续被杀，还是被杀时间有所间隔。鉴识人员通常可以观察尸斑，强硬程度，眼液里的钾离浓度，胃内残余的食物，以及体温变化等等，来确定死亡时间。但是这只是一种估侧，常常也会出现误差。例如，如果尸体倒在冷气机旁，其推断死亡的时间和尸体倒在暖气机旁又有不同。
当时法医判定死亡时间是在星期六晚上，但是现场获取的线索显示这个死亡时间不合理。因为安良发现从厨房和浴室流到地下室的水量很大，如果以地下室的面积乘上积水的深度，地下室积水量至少有6300多升，再除以厨房和浴室两处水流的速度，发现至少要流上40多个小时才能累积如此大量的积水；也就是说嫌犯很可能在星期五晚上作案同事放水毁灭证据的。这个推算虽然不一定是确切的时间，但是可以肯定案发时间不会是星期六晚上。
法医的判断较刑事鉴识结果晚了一天，如果无法达成共同结论，将很难起诉嫌犯。法医如果与刑事鉴识人员意见分歧，彼此可能会争执不下，但是只要提出充分的证据与推理，法医也会被刑事人员说服。经过解释，法医接受了安良的推理，同意重新验尸后，更改了他们的判断，将死亡时间改为星期五晚上。这个三代灭门残案震惊了全国，群众都希望马上破案，焦急的心情溢于言表，公安部受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不得已向市公安局下达了限期1个月破案的命令。
安良十分理解大家期望早日破案的心情，但是身为公安人员，他也深知这种期望是不切实际的。社会大众要求马上破案，上级领导要求马上破案，这种限期破案在现代科学侦查上是不可能的；虽然已经在一宗案件上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时机如果仍未成熟，或者尚未发现充分的证据，就不能宣布破案。有些案件只要侦查人员到现场5分钟就能找出嫌犯，并且循线逮捕，宣布破案。每一椿案件都不一样，不能千篇一律地限期破案。
除了社会的舆论压力外，警方还必须安抚家属，应付整天如影随形、有闻必录的新闻记者，更重要的是，鉴识人员还必须集中心力从物证中找出线索。
不论发生什么冲突，或是承受那些压力，鉴识人员都必须坚守原则，找到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不管是证明侦查对象有罪的证据，或是证明侦查对象无罪的反证据，都要一视同仁。以证据引导侦查方向，就不致出现大的偏差，假如以个人直觉引导侦查，出差错的可能就相当大了，有时还会出现冤狱。
为了化解这些冲突，以集中精力破案，市局领导决定将侦查人员和鉴识人员编组为专案小组，达成共识，确定方向，分工合作。
资讯管理是专案小组的重要任务。近年来，资讯管理在刑事侦查中越来越重要。农业社会时期，任何管区警员对区内居民都了如指掌，一旦发生命案，只消询问辖区捕快就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随社会变迁，人口异动频仍，辖区警务人员沦为体制的一部分，对居民隔阂甚深。资讯管理弥补了这些空缺，综合了指纹档案，学校记录，以及政府的各种资料库，侦查人员得以更详尽的了解嫌犯的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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